“当心帽子嘎！一吹飞就到外国去了，那也是里通外国呦！”警告又升一级，男女生都不约而同捂紧头上那顶风行一时的绿军帽。

    “冲泡尿给奈温反动派吃吃大概不算犯规吧？”老顽童恶作剧，背着车上的女生欲掏小雀放生。“肥水不流外人田！”工宣队长恶狠狠地大吼。

    该生不雅之物吓得萎然缩回。大家悻悻然吐唾沫、弹烟头、扔纸飞机，让压抑的心情越过国境线往外国飘飞，飘飞……

    已离开喧嚣的城市，沦为贱民，可挠心的路线斗争仍在知青群中纠缠不清。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定性为站错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匪”脖子上轮番挂黑牌，被革命派按在车头上开飞机，一路游街示众，拳打脚踢，成了千夫所指的坏人。而我是坏人中的坏人，头上除“炮匪”外还多了两顶帽子，一顶是与生俱来的“黑五类子女”，一顶是“阶级报复”。

    那是学校开复课闹革命动员大会时，身为学校广播室技术负责人的我上教学大楼顶安装高音喇叭，不小心碰翻了武斗时支探照灯用的一张课桌，30公斤重的铁腿课桌从20公尺的楼顶凌空坠下，正殷殷砸在初68级一班在墙根脚晒太阳搞天天读的一窝小女生头上……

    由此而引发了更严重的‘罪行’，那就是我从对立派私设的牢狱中逃脱，从李仙江漂流到越南，想拚几个美国鬼子赎罪，结果未能如愿，被越南民兵押送回江城边境交给了中国民兵。我又伺机逃跑了，跟着石屏老家的舅舅在绿春、元阳、江城边疆一带流浪，学会了干木匠活、盖房子。

    后来母亲来信报知我“阶级报复未遂”，那张“杀人凶器”课桌在半空中被电线挡了一下，那窝小囡都奇迹般安然无恙，阿弥陀佛！我这才有资格成为下乡知青，不过黑档案上就伏下了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笔。

    “呀，这段国界更悬！”和我在车尾整整共享了五天尾气黑灰的小竹手指田坝里孤零零的界碑惊呼。这是两千里路上她主动与我搭讪的第一句话。那灰白的界桩象一个 吓雀的稻草人，有只乌鸦无视两国尊严，竟然站在界桩尖顶上悠闲自在地拉屎啄毛。

    “嗨！我以为国界都隔着高山大河，还拉满了铁丝网，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描写的苏（联）波（兰）边境般森严壁垒，没想到中缅边境竟坦坦荡荡，敌人随便就可以摸进来杀人放火搞破坏了嘛！奥，我明白了，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派我们红卫兵小将来守国境线的，千里长城我们不守谁守？这就是我们知识青年扎根边疆的神圣使命！”萎靡不振的小竹突然又精神焕发，豪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