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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老知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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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纪念-40年前的回忆(李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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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 乡 40年了，人的寿命真的很长。这个时间长到我们可以对几乎半个世纪前的事情进行回忆和禁不住的唠叨。人的记性真好，竟然还能将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的许多细节描述得就像昨天才发生。我经常这样想。 那时我17岁，身体强壮，却无事可作。在家游手好闲的日子里，真的，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总会让你马上就想参加进去。1968年，负责我们班的军管代表，一个来自赤峰的强壮的军人，向我们严肃的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所有的人都必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就是下乡劳动嘛！怎么这么严肃？ 不是的，"你们要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天！要和那些农民一样。我开始觉得问题严重了。先看看别人再说。 一天，教室在打扫卫生，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地上泼水擦洗。教室中间放了一个足球。我冲将进去就是一脚，一声巨响，巨大的玻璃黑板在可怕的声响中摔得粉碎。我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金星一片。完了。脑子里马上出现爸爸那可怕的大脚，让人灵魂出窍的呵斥。怎么办啊？离家出走？写检查让学校宽恕？赶紧躲起来，不承认？ 逃脱的办法还没有想好之前，军代表就已经微笑着来到我的面前了。"你这次的错误与以前的性质已经不同了。你自己知道吗？"他的严肃的表情中透露出一丝的得意和不可琢磨的东西。我打了一个冷战，几乎流下泪来。"我错了"。我觉得膝盖在一阵阵的发软，眼睛瞄了一眼窗外。没有人看见我就好了。可是，幸灾乐祸的同学们在外面跳跃着，欢唱着。我知道，要求他们下乡的压力由于我的错误全部转移到我身上了。至少在几个少时之内，他们是没有人管的了。 "我还没有告诉你父亲。"我看到他脸上的疙瘩随之跳动了一下。我顿时觉得呼吸顺畅了一些。因为我的继母是不管我的，所以，只要不告诉父亲就万事大吉。 "但是，你需要赔偿这块玻璃黑板。"他平静的说。 "多…..多少钱？"我觉得天立刻黑下来了。 "不知道。大概得100多块吧。我还没有问学校"。 "我上哪里弄那么多钱啊？"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是啊。找你父亲要啊。你父亲有钱。"他眨了眨眼睛，口气透露出同情。 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父亲…..。这不是要命吗？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他像我的哥哥。我可惜没有哥哥。如果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哥哥多好。 "你答应下乡插队，给我们班级下乡带个好头。"他注视着我的眼睛。 "那你会告诉我爸爸吗？" "那当然不会了。" "好吧。我同意。但是，千万别告诉我爸爸。"我紧盯着他的眼睛。 我很快就成了我们学校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同学们奇怪，我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和军代表一起到拒不下乡的同学家里和他们的家长无数次的谈心。爸爸奇怪，人家的孩子至少要考虑一下，我怎么这么快就热衷于此事。他是党的干部，无话可说。 走的那天，真的就像宋丹丹的小品，那家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我们每个人除了背包以外，胸前还带着一个镶着毛主席像的镜框。我记得我的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招手的侧面像。 火车站上送行的人中没有我家里的人。爸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弟弟妹妹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么多的人中除了我的同学，没有一个认识的大人。 大喇叭真会凑热闹。火车在即将启动的时候，放起了"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稍个信儿到北京……"。车厢里顿时嚎声滔滔，眼泪挥洒。那场景，怎么好像去什么一去不复返的地方。 这些人，那时年龄都在15-18岁之间。他们懵懵懂懂，只知道听毛主席的话是没有错的。 只有我最得意，我不仅躲过了赔偿玻璃黑板，而且爸爸也不知道。我什么损失也没有。 二、 工分本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红旗公社光明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是我插队的地方。巴盟地处内蒙古西部，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土地肥沃，盛产小麦、糜子米、谷子、向日葵、甜菜、烟草等。由于生活富足，很多人从内地通过各种渠道迁徙到这里，人口变得越来越多，耕地也越来越紧张。但是，不管怎样，只要勤奋肯干，日子还是过得去的。我记得，我们公社的光明三队一个工的分红曾经达到过1元钱。这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当然，有得队只能分到几毛钱，甚至连1毛钱都分不到。 到了那里才知道，当地的农民并不欢迎我们去。我们大批知青的到达不仅抢去了他们的口粮，而且要年底分红，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城里娃不能创造利润，反而还要得到照顾而使得他们感到很不愉快。当时，大约有1000多名知青一下就涌到了陕坝镇（杭锦后旗政府所在地），各个大队的马车把我们拉到各自的大队以后，再按照事先的安排，由生产队小队长带到各自的小队。我们一队的队长宋朴成由于抽签抽到我们8个人而在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当地农民对他的"臭手"恨之入骨。当然，这些都是在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当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了一套铁锹、镐头、箩筐等农具以外，每人还得到一个工分本。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塞到枕头下了之。 干农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依靠工分活命的地方，大家都是工分的奴隶。所有的人都为了工分而拼命。因为，只有很高的工分，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分到更多的钱，你才能买到第二年整年的生活必需品。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得这些，还认为自己像在学校到郊区农村玩几天就回去一样。每天在地里学着农民们种地，晚上就玩一会就睡觉。只是觉得，怎么星期日也不能休息。每天干活，真觉得有点奇怪。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副小队长王大庆发现这个问题。王大庆是青海人，早年因为生活困难逃荒到这个地方，那时，后套平原人口还少，他就留下了。他是给我们生活帮助最多的人。但是，在后来的农村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冲击，尽管后来证明是大队搞错了，但是，也让他难受了很久。后来，我回来以后，听说他死了，死的时候大概只有40多岁。 他问了我们工分记下了没有。我们都说不知道啊！怎么记呢？在他的提醒下，我们赶紧找出工分本，靠着还没有忘掉的干活内容，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不仅要记清楚在什么地方干的活，还要记录下干了半天还是一天，证明人等详细内容。 每个月队里都要开一次记工会。这个会到的人比任何一个政治学习会议到的人都要整齐。那时，实行的是大寨式的"自报公议"制度。每个人都要先报自己可以得多少工分，一个整工为10分，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够一个整工，那么，你可以考虑报8分工，如果你干的活很轻，那么，你即使干了整天的活，也只能给你8分工甚至更少。女人一般都是8分工。但是，如果女人干的也是男人的活，而且没有偷懒，也可以自己报10分。到了年底，总分加起来就是你的一年的工分。分红的时候按一个整工多少钱计算。 在一片沉闷但是紧张的空气中，我举起了手，自己报了10分。通过了。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反对的意见。4个知青女生，按照他们干的活算工分，比如，一般会给她们安排轻松一些活，那就只能算8分工，如果和男人干的是一样的活，同样按10分工。由于不同活工分也不同，所以，单身的知青为了第二年有更多的分红就抢着干重的活。当然也有例外。 第一年，我们队分红情况还不错，每个工接近8毛钱。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我挣了100多个工，分到几十块钱。拿着分到手的第一笔钱，我像农民一样，在手指上吐了一点唾沫，使劲的数着钱，最后把整理好的钱塞进贴身的衣服里。"我已经是农民了"，我突然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