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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龙月龙日龙时生的孩子(三) 对此文稿感兴趣的网友请您直接-> 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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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办中学 我父母当过糖厂的季节工、建筑公司的临时工，又被"安排"到镇"副业队"当了搬运工。政府号召"扫盲"，"副业队"的人员中虽然大多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但仍然有不少是文盲，有的只念过几年书，队长异想天开，竟让我每天夜晚帮他们"扫盲"，指定我教的是5年级的课本，而那一年我正在念4年级！队长说9岁教9册，刚刚好。但我实在弄不懂"双轮双铧犁"的"铧"字应该念"中华"的"华"还是念成"化"。有一回我教的"学生"（都是大人了）把"患难"的"难"字念成"困难"的"难"字，还敢同民办小学校长"打赌"看谁念错，我一看是校长大人，吓得跑到家里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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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中学时，我们班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参加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上重点中学。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的语文老师猜对了。 我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这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赞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赞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赞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人员家属"（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是"四类分子"）几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我们每人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我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我每天背着两个装满冰棒的保温瓶走十几公里路去华侨农场卖，冰棒和保温瓶的重量超过了我的体重--我直到初中毕业时体重还不到24公斤！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我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十几块，足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了！我篡改了聂耳作曲的《卖报歌》作消遣：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冰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冰条， 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冰条真正好， 五个子儿就买两冰条。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冰的小行家， 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滑一跤， 满身的泥水惹人笑， 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冰的小行家， 耐饥耐寒地满街跑， 吃不饱，睡不好， 痛苦的生活向谁告， 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暑假后开学报到的时候，我抓着一袋子的硬币交学费，帮忙点钱的同学笑我"都是零钱"让他们点得"好辛苦"，话语里带着讥讽。我一点也不自卑，冲着他们说："我每一分钱可都是自己挣的，你们呢？！""右派老师"的宠儿。 学校有三个"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金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我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而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厦门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文革"开始后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我们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我们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臭气熏天的折磨。他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我们食堂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开始，我们班几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姓余。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礼拜六、礼拜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文革"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姓黄。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监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刽子手。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却教我们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他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2分钟准备"钟响他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我们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 grandmother do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DL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80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DL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们俩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她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请您继续阅读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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